國君問晏子怎樣做是忠君,晏子:有難時不陪他死,逃亡時不陪他走

國君問晏子怎樣做是忠君,晏子:有難時不陪他死,逃亡時不陪他走

齊國國君問晏子,忠臣是怎樣侍奉君王的?晏子回答:有難時不陪他死,逃亡時不跟他走。齊君不悅地說,這樣能算是忠臣嗎?晏子回答說:「臣子的進言若被採用,臣子的策謀若能聽從,國家不可能有難,君王也不至於流亡,用得著臣子去殉難和護送嗎?反之,因為昏聵不明而導致國家危難、君王逃亡,隨同殉難等於白白送死,隨同逃亡則是違心之舉。所謂忠臣,就是平常能夠讓君王向善為民、勵精圖治,而不是等到危亡時與君王共同赴難。」

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,當末路皇帝朱由檢自縊的消息傳來,大學士范景文、戶部尚書倪元璐等15人相繼殉難。像這樣隨同君王殉難的臣子還有很多,後人對他們的評價也很高,以為他們是人臣之楷模、社稷之棟樑。其實,這是一種歷史的假象與錯覺,真正發揮利國利民作用的不是忠臣,而是良臣。那些所謂的忠臣大多是大廈將傾時無奈殉身,而不是未雨綢繆時力補天闕;他們看重的是個人名節,而不是天下興亡;效忠的是舊制度和獨裁者,而不是社稷與蒼生;既不是良臣,更不是功臣。

作為齊國名相,晏子不贊成也不屑去做這樣的忠臣。在他看來,真正的忠臣應是社稷之臣,應當效命於國家,而不屬於某一位君王。就是說,社稷的利益高於君王,臣子可以與社稷共存亡,而不必與君王共危難。齊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熱食和皮衣禦寒,被晏子以自己是立於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針之臣,而不是掌管衣食供奉的官為由斷然拒絕。之後,景公在晏子面前總是按照君臣禮節行事。這也說明,那時的臣子對職責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,而且有權不做。可後來有些君王不論公事還是家事、私事都安排臣子去做,臣子不僅不會拒絕,反而引以為榮。如漢文帝痔瘡發作,疼痛不已,官至上大夫的鄧通為了謝主隆恩,竟然接連幾次為他吮吸膿血。

管子、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、思想家,之所以能夠提出並堅持社稷之臣的理念,除了自身的學養修為外,與當時的君臣體制也有很大關係。同後來那種君尊臣卑、高下分明的倫理不同,先秦儒家主張「君使臣以禮,臣事君以忠」,「臣事君以忠」要以「君使臣以禮」為前提。「忠」的含義也不是無條件地順從,而是「逆命而利君謂之忠」,臣對君不可以欺瞞,但可以冒犯。孔子甚至認為,君王愚頑不聽勸,臣子可另投明君。孟子則說:「君之視臣如土芥,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

在先秦政治家、思想家那裡,臣子之於君王,不僅關係對等,而且積極能動。加上臣子的學識、智謀和能力大多高於君王,君王對臣子的依賴性比較強,君能選臣,臣也可以擇君;臣只對社稷安危盡忠,而不必為君王的愚蠢負責;臣奉獻於君的只是智謀和體力,並不包括人格和自由。這在晏子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,在他的話語系統中,沒有也不可能出現「願效犬馬之勞」甚至「肝腦塗地」、「萬死不辭」之類自傷人格的詞語。他為了社稷可以弊衣簞食、鞠躬盡瘁,卻不會毫無尊嚴地把自己「貸與帝王家」,這種「為臣不賣身」的獨立人格和操守,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